一份尘封的苏联检察院司法复查档案，记录着5810起反苏维埃鼓动宣传活动案件。当我们翻开档案里的几页，那些小人物的命运碎片，正无声诉说着那个时代的压抑与恐惧。

敖德萨的设计工程师利波夫，只是说了句大实话。1948年，他在给弟弟的明信片里吐槽，报纸上天天说人民生活改善，可商店里压根没东西可买。1952年，他又匿名给《真理报》写信，直言不讳批评现实、领导人还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就因为这几句心里话，1953年3月，他被定罪判刑。

北奥塞梯的石油工人萨普诺夫，是个共青团员，却因为几句“无心之言”栽了跟头。1953年3月，收音机里播报斯大林生病的消息，有同事当场哭了，他却随口打趣：“这有什么，生病了换个人接班不就行了。”他还跟同学说：“不就是快死了吗，谁最后都得走这一遭。”这番话传到了有关部门耳朵里，没过多久，他就被送上了审判席。

莫斯科的钳工卡尔波夫，看不惯报纸上的“假大空”。1952年，他抱怨国家报刊尽报好收成，可工厂食堂的伙食差得离谱；跟领导吵架时，他吐槽制度不合理、工资太低，还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比这强多了。这些牢骚话，成了给他定罪的铁证，1953年4月，他锒铛入狱。

雅罗斯拉夫尔州的犹太医生库利比斯，因为敢说真话，落了个悲惨下场。他经常收听“美国之音”，直言不讳赞美美国人的生活；他还犀利点评苏联宪法，说制定宪法的50个人里，23个被枪决，7个自杀，剩下的要么服苦役，要么靠边站，最后就剩领袖一个人。他甚至预言，苏维埃政权会像罗曼诺夫王朝一样被推翻。这番话彻底触了霉头，1953年3月，他被判刑。

梁赞州的工人维斯捷尼乌斯，更算是无妄之灾。1952年10月的一天，他喝醉酒神志不清，嘴上骂骂咧咧，还把黄瓜扔向领导人肖像，嚷嚷着要把肖像撕了。就因为这顿酒后失态，1953年3月，他被定罪。

契卡洛夫市的马车运货工博伊图什，曾是苏共党员，还当过德军俘虏。1947到1952年那几年，他总念叨集体农庄的不好，说庄员们干得多、拿得少，还直言在德国生活比在这儿强。这些话成了他的“罪证”，1953年3月，他也没能逃过判刑的结局。

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只是说了几句心里话、发了几句牢骚，就被贴上“反苏维埃”的标签，人生从此坠入深渊。这份档案里的字字句句，都是“因言获罪”最真实的写照，也让我们看见小人物在强权之下的无力与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