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当时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主管反间谍的副部长杨奇清，急匆匆地拿着一份报告赶往位于中南海的周恩来办公室。

而周总理在看到他们拿来的报告时，眉头骤然紧锁。这份报告详细地记载了公安部侦察到的一个特务正准备实施的惊天大案。

有人计划在10月1日的建国一周年庆典时，炮击天安门主席台，企图谋杀包括教员在内的所有中共高层干部。

现实中的秘密情报工作，并不像电影里特工那样惊心动魄，反而十分枯燥。有时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跟踪某个有重大嫌疑的人员，有时是不停地翻阅各种文件，从文山字海里找寻线索。

然而正是这些枯燥的工作，往往能有巨大的收获。

1950年，位于北京的美国新闻处，实际上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分支。这一点，负责反间谍工作的公安部一局的侦察科科长曹纯之是知道的。所以经常出入美国新闻处的人员，都在公安部的注意之下。其中有一位，是天津老世昌公司驻北平的代理，意大利人李安东。

不久，负责反间谍的同志们便有了发现。李安东几乎每逢周末，都会邀请很多外国人在家中举办舞会，其中有一个叫山口隆一的日本人每次都会参加，他是一个图书馆的目录编辑员。
而这个目录编辑员，每天下班后，不会回家，而是围着天安门转一转，时不时地停下来，拿出一个小本写着什么。有时还会遇到意大利人李安东，两人交谈几句。

观察到这个现象的侦查员马上将这个情报上报，侦察科科长曹纯之立马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可能是在绘制天安门附近的地形图。这件事绝对不容小觑。

曹纯之即刻提升了这二人的重视程度。不久后，侦查人员便截获了一封山口隆一托人寄往日本东京的航空信，侦察科的同志打开信封，里面的内容写着，“所订购消防设备定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照计划进行”，信件还附带了一张天安门的草图，图中间有一条抛物线，而抛物线的落点，就位于天安门主席台的中央。

如果是购买消防设备，为了能够将水从地面直接浇到天安门城楼之上，那么观察天安门附近的地形，似乎也就说得过去。

就在大家还在思考这封信的可信度的时候，一个在场的侦查员，突然瞪大了眼睛，一股恐惧从这张天安门的草图中向他迎面袭来。

“不对”，这名侦查员突然说道。

“这不是什么消防设施的草图，这是一张迫击炮炮轰天安门的计划图。”

这一番话把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接着这名侦查员说道，“我学过炮，最小的是六零迫击炮，最大射程有3500米，而我们侦查的两个对象，联动和山口隆一所住的地方，距离天安门的直线距离都没有超过2000米。”

这时大家再看到信封中的内容，“发货日期10月1日，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所有人都瞬间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虽然目前只是猜测，但这件事绝对不允许有哪怕一丁点马虎。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那天是建国一周年的庆典，而庆典时主席台上所站的人都会有谁，自然不用多说。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周总理得知后立刻下令，事不宜迟，必须在十一庆典之前将所有涉案人员连根拔起。
之后公安部的同志们继续跟踪调查，将所有与此案有关的人全部翻了出来。

月底，公安部在北京展开行动，共逮捕了六名外国人和一名中国人，

然而这次企图暗杀我党领导人的事情，只是建国初期特务们疯狂行动的其中一起。

这些特务有的是美国所派，而更多的，则是已经败退到台湾岛上的国民党所派。

国民党特务机关当时在全国各地派遣大批行动组，在陕西站的行动中，企图刺杀彭德怀、贺龙。潜伏在上海的特务刘全德，企图暗杀陈毅。

不仅有以领导人为目标的特务行动，在经济方面这些特务也多次给我们造成了重大损失。

比如上海1950年2.6大轰炸的背后，就是一个叫罗炳乾的特务长期为国民党提供上海高价值地区的信息，引导轰炸机，为我们造成巨大损失，同时炸死炸伤市民一千四百多人。

光是在1950年的1月到9月中，全国就破获特务案件1.2万起，其中北平、天津两地潜伏电台多达47部。

这还只是特务方面，很多地区的土匪，在国民党残兵败将的带领和支持之下，竟敢直接攻打县城。在贵州一地区，土匪攻占30座县城，杀害解放军战士和基层干部两千多名。这些特务还勾结原来的地主势力，虐杀土改积极分子和村干部，抢劫运粮车。

1950年3月西南局就向报告中央，二月五日成都西南龙潭寺，近万土匪暴乱。

当时全国土匪二百六十多伙，人数多达上百万。

虽然中央早就意识到这一系列反革命势力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但在镇压反革命的初期，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对于反革命的态度都是较为宽大，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严厉打击，但对于一些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的，则是一种能不杀就不杀的态度。

就连国民党的旧都南京，当时国民党的情报中心，可以说是反动革命的老巢了，也只枪毙了四个首恶特务分子。

然而这样宽容的政策，却没有起到感化反革命分子和镇压反革命的作用。

在上海，有些特务被捕后，假意改过，被释放后却再次与其他潜伏的特务联系，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秘密搜集解放军布防信息。

在土匪方面更是如此。

比如湘西著名的土匪头子，陈子贤，此人曾任国民党师长，1950年初在解放军的军事压力下假意投诚，并交出一部分枪支，得到了宽大处理。但之后他仍联系旧部，重新武装，在永顺、陇山一带抢劫农民，杀害基层干部。

这样诈降，换取宽大处理后，再重组武装，攻打乡政府，杀害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案例数不胜数。

贵州匪首曹绍华，广西匪首林秀山，川西匪首傅秉勋，云南匪首金绍云，都是被宽大处理后继续作恶的典型。有些被反复逮捕的次数多达三四次，但每次均被释放。

除了匪首，下面的小土匪也一样，当时政府看到他们中很多人也都是贫下中农出身，吃不上饭才当土匪，于是抓到他们后，还给安家费，让他们返回老家领块地，以后好好过日子，但很多人拿到路费只是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继续当土匪。

以至于当时广西的土匪甚至嚣张地威胁群众说道，“政府对我们是宽大政策，但你们要是敢帮助政府，我们对你们可不宽大。”

还有很多罪行累累、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的人，法院均以罪行在解放前，或者该犯年事已高等多种理由予以宽大处理。

这导致了当时人民群众的不满，在群众之间盛传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政府宽大，坏人胆大，百姓遭殃。”

那中央为什么在镇反初期施行如此宽大的政策呢？

之所以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宽大处理，中央也是有一定考量的。

首先，中华大地自1840年起就厄运不断，所以在三大战役打完，国民党的部队再也无力与我们抗衡后，中央认为剩下的零星反革命势力已不足以撼动我们。

中央也希望让全国尽早进入一个安居乐业的境况，大力发展经济。如果刚刚掌权就进行过于激烈的政策，可能会影响全国人民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所以中央对反革命分子在初期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

第二个原因则是为了稳定中国其他阶级的人心，比如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不论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是日后发展国内经济工业的有力助手，所以逐步团结他们的力量，让他们慢慢了解共产主义，接受共产主义，最后共同建设共产主义，是非常重要的。

但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持续散布关于我党政策方面的谣言，说共产就是要把大家所有人的财产都没收，房子也都归政府。这让很多中立的民族资产阶级极为恐慌。所以在国民党撤退台湾的时候，就连很多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也一起到了台湾。

这也让团结剩下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变得更为重要。

对于拉拢这些人，我们的诚意是很大的。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并由21人组成了常务委员会，教员被推选为委员会主任，而剩下的五名副主任，除周恩来外，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都是民主党派人士。

在之后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国务院前身）的职位任命当中，周恩来是总理，副总理则是董必武、陈云、郭沫若和黄炎培。而后两位也都不是中共党员。而且政务院中，几乎所有部长和副部长，民主党派都占一半（公安部，外交部，国防部除外）。

综上所述，中央出于局势稳定和团结的角度，希望通过较为温和的方式逐渐解决国内的反革命问题。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刚刚建国的我们，紧接着又面临一场生死存亡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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